⚔️ 1918年11月11日：战争的终结 ⏳
1918年11月11日
在西线战场上，那些幸运地躲过四年炮火的钟声齐鸣，敲响了第11个小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此结束。
从上午10点到11点，在停火前的最后一个小时，对峙双方的炮兵仍然拼命开火，火力之猛烈甚至超过了阿尔贡森林战役时的炮火准备。此刻，进攻已无从谈起，这不再是炮击，而是毁天灭地的狂轰滥炸。
但没有什么比11点钟的突然停火更令人震撼的了。时间是10点60分整，轰鸣声戛然而止，就像一辆疾驰的汽车撞上了墙壁。随之而来的寂静令人毛骨悚然，形成了鲜明对比。从地底下的战壕里，德国士兵们开始陆续现身。
他们爬上堑壕，狂喜地呼喊。他们把步枪、帽子、弹带、刺刀和战壕刀朝我们扔来。他们开始高歌。
——美国陆军第101步兵团中尉沃尔特·A·达文波特
就这样，一切都结束了。这场长达四年、史无前例的血腥杀戮，以一种突然而令人困惑的方式画上了句号。全世界发誓“永不再战”。每年，我们都会敬献花圈，聆听《最后一岗》的号声，口中念叨着“永不再战”这句仿佛魔咒般的话语。但这句话到底意味着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究竟是什么。这场战争是一场爆炸，一场历史的临界点。在这场巨大浩劫的余烬中，工业时代那种对“无限进步”的乐观精神化为泡影。战争光荣的旧信念如同那些死在无人区的士兵一样，散落在战场上，任凭风吹日晒。而随之破碎的，还有一个世界秩序的所有幻想。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我们21世纪的人类，仍然生活在这场战争爆炸留下的巨大弹坑之中。
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底是怎么回事？它是如何爆发的？谁赢了？他们赢得了什么？
现在，距离最后一声枪响已经过去了100年，这些问题仍然困扰着历史学者和普通大众。然而，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这种困惑并非历史的偶然，而是某些人刻意蒙蔽我们的结果。真正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并非历史书中所写的那样。这是你在教科书里看不到的战争真相——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阴谋”。
第一部分：如何发动一场战争
1914年6月28日
奥匈帝国王储弗朗茨·费迪南大公与妻子索菲来到萨拉热窝进行军事视察。事后看来，这是一次极具挑衅性的举动，犹如将火柴丢进火药桶。塞尔维亚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巴尔干地区正经历一系列外交危机和地区战争，塞尔维亚王国与奥匈帝国之间的紧张局势一触即发。然而，尽管收到多方警告和不祥预兆，这对王室夫妇的安保措施仍然极其松懈。
他们乘坐敞篷跑车，在六辆车组成的车队中，沿着事先公布的路线行驶。视察完军营后，他们前往市政厅，接受市长的接待。行程一切照旧，时间也恰到好处。就在此时，炸弹爆炸了。
实际上，这场车队行程是一个死亡陷阱。 当天上午，六名刺客埋伏在王储的必经之路上，手持炸弹和手枪。前两名刺客因犹豫未能行动，第三名刺客内杰利科·卡布里诺维奇惊慌失措，向大公的敞篷车投掷了一枚炸弹。然而，炸弹弹到车外，在后面一辆车的下方爆炸。弗朗茨·费迪南和索菲毫发无伤，迅速被护送到市政厅，在途中经过其他刺客时，车速太快，令他们无从下手。
大公侥幸逃脱后，取消了原定的行程，决定前往医院看望炸弹袭击中的伤员。然而，命运的捉弄令人震惊：司机开错了路，在倒车调整方向时，刚好停在了一家熟食店门口。而此时，正是此前未能动手的刺客加夫里洛·普林西普正在此地。
眼前，仅相距一米半远，便是大公和他的妻子。普林西普毫不犹豫地开了两枪，两人当场毙命。
阴谋的真正起点
即使是官方历史书籍——那些由胜利者编写的历史，也承认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源于一场阴谋。所有历史系新生都被教授，萨拉热窝刺杀事件引发了战争。
但官方的历史版本，掩盖了真正的故事。 在1914年，欧洲的各国已形成复杂的联盟体系和军事动员计划，一旦触发，就不可避免地走向全面战争。王储遇刺不过是一个引爆点，引发了随后的“七月危机”，导致了一场从欧洲蔓延至全球的战争。
然而，这一版本的历史，删去了太多的关键细节，以至于它几乎成为一场谎言。但它唯一正确的一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确源于一场阴谋。
要理解这场阴谋，我们不能仅仅回溯至1914年的萨拉热窝，而是要追溯到1891年冬天，伦敦一间寒冷的客厅。
当时，三位对世界影响深远但如今已被人遗忘的男人，正在那里进行秘密会晤，迈出了建立一个秘密社团的第一步——他们已经筹划了多年。这个社团日后将利用成员的财富和权势塑造历史的进程，并在23年后，将世界推入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战争。
他们的计划读起来像是离奇的历史小说：他们将成立一个秘密组织，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扩张大英帝国的统治，并最终让美国重新回归英国统治。这个组织的结构仿照宗教修会，以耶稣会为蓝本，分为两个圈层：
“选举会”（Society of the Elect）——核心内部成员，掌握权力
“助手协会”（Association of Helpers）——外围成员，完全不知内圈的存在
大英统治、秘密社团、内圈控制——如果这些计划今天被公布，许多人会认为它不过是漫画作家的想象力在作祟。然而，那天聚在伦敦的三个人，绝非普通人。他们是当时英国社会最富有、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并拥有足够的资源和人脉将这一梦想变为现实。
这三人是：
威廉·T·斯蒂德（William T. Stead）——著名报纸编辑，开创了小报新闻风格，在整个英语世界极具影响力。
雷金纳德·布雷特（Reginald Brett，后封为埃舍尔勋爵）——历史学家、政治家，维多利亚女王、爱德华七世和乔治五世的顾问，被誉为当时英国“幕后权力的象征”。
塞西尔·罗德斯（Cecil Rhodes）——南非矿业大亨，被称为“非洲巨人”，梦想控制整个非洲大陆，并在全球扩展英国统治。
他们的阴谋，最终导致了人类历史上最致命的战争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
罗德斯于1902年去世时，该秘密社团决定部分公开自己，但他们披着和平的外衣。他们坚持称自己成立该组织只是因为他们渴望世界和平，并且他们的目的只是为了逐步掌控世界的财富。然而，与这一和平的公众形象相反，该组织从一开始就主要关注战争。事实上，该社团采取的最早行动之一，就是操纵大英帝国卷入战争。在南非，这场1899年至1902年的布尔战争具有双重目的。
它不仅能够将南非各个分裂的共和国和殖民地统一成一个由英国帝国控制的单一实体，而且还能将德兰士瓦共和国丰富的黄金储备纳入由罗斯柴尔德家族和罗德斯控制的英属南非公司势力范围内。根据该组织自己的承认，这场战争完全是他们一手策划的。此事的关键人物是阿尔弗雷德·米尔纳爵士，他是罗德斯的密切合伙人，也是该秘密社团的核心成员，当时他担任英国开普殖民地总督。尽管如今米尔纳的名字几乎被遗忘，但他或许是20世纪初英国最重要的人物。从1902年罗德斯去世起，他就成为该圆桌会议组织的非正式领导人，并指挥其行动，利用该组织专属成员的巨大财富和影响力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对于米尔纳而言，为了实现这些目标，采取何种手段并没有任何道德上的顾虑。在给罗伯茨勋爵的一封信中，米尔纳坦然承认自己策划了布尔战争：“我在危机不可避免之前就将其激化了。这并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在许多人看来，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成为发动战争的关键推手。”当罗德斯的共谋者、同属该秘密社团核心成员的威廉·斯泰德反对在南非发动战争时，罗德斯告诉他：“你可以支持米尔纳采取除战争之外的任何措施。”但罗德斯自己却毫无保留地支持米尔纳，他表示：“如果他说和平，我就说和平。如果他说战争，我就说战争。无论发生什么，我都无条件支持米尔纳。”
布尔战争极端残酷，英国在战争中设立了世界上首批集中营，导致26,000名妇女和儿童死亡。最终，这场战争按照罗德斯及其同伙的意愿结束了，南非原本分裂的地区被统一至英国控制之下。更重要的是，从该秘密社团的角度来看，战争让阿尔弗雷德·米尔纳成为新南非文官政府的高级专员。从这一职位上，他培养了一批聪明的年轻人，其中大多数接受过牛津教育，他们后来都为该组织及其目标效力。而从布尔战争结束后，该组织越来越将精力集中在消灭他们所认为对大英帝国构成最大威胁的国家——德国。
1871年，现代德国由此前各自独立的邦国统一为一个帝国，由威廉一世统治。这一国家的统一和工业化，彻底改变了20世纪初欧洲的力量平衡。大英帝国发现自己面对的不再是传统的法国敌人，或者长久以来在欧洲争夺霸权的俄国对手，而是迅速崛起的德国帝国。在经济、技术，甚至军事上，德国的快速发展意味着，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下去，不久之后德国可能会与大英帝国并驾齐驱，甚至超越它。
对于米尔纳及其从罗德斯圆桌会议中发展出来的秘密组织来说，必须采取行动。他们需要改变法国和俄国的态度，将他们从敌人变为朋友，以此孤立并最终摧毁德国。正如《两位爱德华：爱德华七世和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如何策划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作者彼得·霍斯所言：“从英国的角度来看，德国在1871年统一后迅速崛起，这让英国越来越担心。最终，他们得出结论，德国必须被遏制。就像他们曾经对待西班牙、葡萄牙，尤其是法国一样。现在轮到德国了。德国制造的商品质量略优于英国，他们建造的舰船也略胜一筹。英国领导人逐渐意识到，如果不趁早遏制德国，未来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因此，最终他们决定，必须在德国壮大之前采取行动。”
然而，要促成英法俄三国结盟，并使英国公众从对德国的友好转向敌视，并非易事。要实现这一目标，米尔纳及其组织需要控制英国的新闻媒体、军队和外交机构，而他们确实做到了。
1899年，米尔纳仍在南非发动布尔战争，而该组织的首个重要行动就是夺取《泰晤士报》外事部的控制权。他们将原主管唐纳德·麦肯齐·华莱士赶下台，换上了自己的人——伊格内修斯·瓦伦丁·奇洛，他曾在英国外交部任职，并能直接接触政府官员。奇洛不仅确保了英国最具影响力的报纸之一为该秘密社团服务，还帮助培养了他的密友查尔斯·哈丁，使其在1904年成为英国驻俄国大使，并在1906年升任外交部常务次官，这一职位甚至比外交大臣更具影响力。
但仅仅让哈丁进入外交部是不够的。为了彻底掌控英国外交政策，该组织必须让自己人担任外交大臣。而1905年12月，爱德华·格雷被任命为外交大臣，这正是他们所期待的结果。爱德华·格雷是米尔纳集团的忠实盟友，他与他们一样厌恶德国。他在担任外交大臣期间毫无顾忌地利用秘密协议和隐秘联盟，为未来与德国的战争铺平道路。
彼得·霍斯指出：“格雷在1905年成为外交大臣，而当时法国的外交部长是德尔卡塞，他极端反德，并且强烈希望收复阿尔萨斯-洛林。因此，他和英国国王关系密切，而格雷也和国王持相同的反德立场。他们合作无间，格雷甚至公开承认，国王在英国外交政策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他认为这不是问题，因为他和国王在大多数问题上立场一致。”
随着爱德华·格雷成为外交大臣，哈丁担任外交部常务次官，罗德斯的共谋者埃舍尔勋爵被任命为温莎城堡副总督（国王的顾问之一），再加上国王本人积极参与外交事务——特别是他的妻子对德国的仇恨也与该组织的目标不谋而合——英国的外交舞台已经搭建完毕。最终，英国通过秘密外交促成了英法俄三国协约，将德国置于东西两面夹击的境地。
现在，唯一缺少的就是一个能够操控舆论、让公众支持战争的事件。而在大战爆发前的十年里，该组织控制的英国媒体一次次地将各种国际事件描述为德国的敌对行动。
领土扩张的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隐秘起源
在当今这个领土扩张的世界里，历史上也曾有类似的案例。例如，围绕摩洛哥的事件就是一个被精心编造的案例。当时，有人指责德国在秘密地试图夺取英法在摩洛哥的影响力，这种说法纯属无稽之谈。但事件被大肆渲染，人们被告知要为可能爆发的战争做好准备，因为英国绝不会让那个柏林的“凯撒”来主宰自己的命运。
其中一个关键事件涉及某种所谓的“威胁”。事实上，这种威胁就像一只苍蝇飞进你的房间一样微不足道。但它却被描述成德国准备在非洲海岸建立一个深水港，并借此威胁英国的海上贸易。后来研究发现，这艘所谓的“炮舰”实际上比英王的皇家游艇还要小。然而，历史却将其塑造成对大英帝国及其“男子气概”的巨大挑战。
最终，摩洛哥危机在更冷静的头脑干预下避免了战争。巴尔干地区尽管在1914年前几年爆发了冲突，但整个欧洲并未因此陷入战火。然而，英国政府、新闻界、军方、金融界、工业界等多个权力集团的核心人物，最终还是如愿以偿。弗朗茨·斐迪南大公遇刺后，不到一个月，精心策划的外交联盟和秘密军事协定被触发，欧洲陷入战争。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战争的爆发并不是单纯的阴谋，而是权力运作的典型范例。英国的军事承诺从未经过议会或民主代表制度的讨论。1905年，保守党首相阿瑟·贝尔福辞职后，经过精心安排，密尔纳集团的支持者——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爱德华·格雷和理查德·霍尔丹等人顺利进入自由党政府，并继续执行围堵德国的战略。这些秘密协定甚至对大多数内阁成员都隐瞒，直到1911年11月，阿斯奎斯政府才开始了解到相关内容。更令人震惊的是，政府和媒体此前曾多次正式否认这些协议的存在。
这些政治精英坚信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他们的行动果断且无情，全然不顾手段的正当性。正是这一小撮权贵，而非萨拉热窝的一场刺杀事件，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真正推手。战争的直接后果是900万名士兵和700万名平民的死亡。但对密尔纳集团而言，1914年仅仅是故事的开端。
第二部分：美国战线
1915年5月7日
爱德华·曼德尔·豪斯上校正在前往白金汉宫会见乔治五世国王。同行的还有英国外交大臣、密尔纳集团的追随者爱德华·格雷。两人讨论了某艘跨大西洋客轮可能被击沉的可能性。豪斯向格雷表示，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将在美国引发愤怒浪潮，从而可能促使美国加入战争。
令人惊讶的是，仅仅数小时后，乔治五世国王与他们谈话时竟然提及了一个更具体的情境：
“假设德国击沉一艘有美国乘客的跨大西洋客轮呢？比如‘卢西塔尼亚号’？”
就在同一天的下午两点，这个“假设”竟成了现实。德国U型潜艇击沉了正在从纽约驶往利物浦的“卢西塔尼亚号”，导致1,198名乘客和船员遇难，其中包括128名美国公民。此事件被描绘成德国对无辜客轮的公然袭击，成功推动了美国公众对战争的态度转变，使他们开始意识到战争不仅仅是欧洲的问题。
然而，事实证明，这整个事件都是一场欺骗。卢西塔尼亚号并非普通客轮，而是一艘武装商船，被英国海军部正式列为辅助军舰。船体装甲加厚，设计时就考虑了安装12门六英寸火炮，并配备了弹药架。在其最后一次航行中，船上运载了大量战争物资，包括超过400万发步枪子弹、炮弹、火药、引信和棉质炸药。这些军火被伪装成“奶酪、黄油和牡蛎”，存放在未经冷藏的货舱中。英国政府对此隐瞒了近一个世纪，直到2014年才公布相关内部文件，承认这场骗局。
更令人惊讶的是，根据曼德尔·豪斯的自述，爱德华·格雷和乔治五世在卢西塔尼亚号沉没前数小时便谈论了此事。这一事件揭示了密尔纳集团长达数年的秘密计划，目的是让美国卷入战争。为了了解这场阴谋，我们需要认识豪斯上校以及在美国的密尔纳集团共谋者。
尽管听起来不可思议，美国确实有不少这样的共谋者。其中，一些人是1902年成立的“朝圣者协会”成员，该协会的宗旨是促进英美友好关系。他们与塞西尔·罗兹的理念一致，希望建立一个英美统一的世界帝国。还有一些人则单纯是被金钱所诱惑。
这些人主要集中在华尔街，围绕J.P.摩根及其银行金融网络。摩根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紧密合作，甚至在1895年通过提供2500万美元贷款拯救了美国政府免于黄金短缺危机。在1907年金融恐慌中，他召集120位银行家，强迫他们达成协议，以稳定银行系统。摩根等人利用自己制造的金融危机，引导公众舆论，推动建立美联储。但他们最初提出的“奥尔德里奇计划”被识破为华尔街的阴谋。因此，他们需要一个更合适的掩护者，最好是一位看似进步、但容易操控的总统。最终，他们选中了普林斯顿大学的默默无闻的教授——伍德罗·威尔逊。
伍德罗·威尔逊与美联储的诞生
威尔逊并不是天才，但善于采纳他人的想法。在南方政客曼德尔·豪斯的指导下，他迅速崭露头角。值得注意的是，豪斯虽然被称为“上校”，但实际上并没有军衔，这只是他自己封的头衔，以增加威信。他来自一个与英国有密切生意往来的南方家庭，并且从小在政治圈中耳濡目染。
1900年代初，豪斯将威尔逊培养为自己的门徒。而豪斯本身则受到英美权力精英的操控。在摩根财团和其他银行家的资金支持下，他们让罗斯福以第三党候选人的身份参选，从而分裂共和党选票，使威尔逊以42%的选票当选总统。1913年，美联储法案和联邦所得税法案在威尔逊政府期间通过，华尔街正式掌控美国经济。而八个月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美联储迎来了第一个“大考”。
然而，当时的美国民众仍然坚定地反对介入欧洲战争。《纽约太阳报》在1914年的一篇社论中写道：
“欧洲在为一场毫无理性的战争做准备，而美国若牺牲自己去迎合这些封建王朝的纷争，将是愚蠢的。”
当时，美国367家报社中，105家支持协约国，20家支持德国，而242家保持中立。为了改变这一立场，密尔纳集团及其在美国的同伙开始利用媒体宣传战争。
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宣传战例子，便是“刺刀上的婴儿”——一种旨在激发美国人民对德国仇恨的夸张宣传。通过操纵公众情绪，而非事实，他们成功推动了美国最终参战。这场精心策划的战争动员，揭示了权力如何在幕后运作，以操纵世界格局。
Gerry Daugherty是《隐藏历史：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秘密起源》一书的联合作者。
这并不是说双方没有暴行。战争是一种可怕的事件，总会有受害者，毫无疑问，我对此没有任何辩解。但这些谎言、无谓的宣传滥用，甚至在英国，当他们决定汇编一份决定性的证据来呈现给全世界时，情况也同样如此。他们请来的那位编写者恰好是曾任英国驻美国大使的人，名叫布赖斯，他在美国人中非常受欢迎。于是，他的证据被发表并提出，接着就是一篇篇故事。然而，后来发现，实际上那些收集证据的人并没有被允许直接与任何比利时人交谈。事实上，他们所做的只是听取一个中间人或代理人所说的故事。
当其中一个官方委员会表示：“等一下，我能不能直接与某人交谈？”时，答案是“不行”。结果，他辞职了，不愿让自己的名字被公布。
这就是这段虚假的历史的程度，这甚至不应该称其为假新闻，这简直令人恶心。
这一宣传战达到了预期效果。比利时传出的故事让人震惊，这些故事被圆桌会议的成员采纳并放大，成为英国媒体，包括有影响力的《泰晤士报》和耸人听闻的《每日邮报》所报道，由米尔纳的盟友北克里夫勋爵掌管。美国舆论开始不再把战争看作是一起因刺杀大公而引发的欧洲纷争，而是把它看作是与邪恶的德国人及其对文明的罪行作斗争。这场宣传活动的高潮是委员会关于所谓德国暴行的报告发布，也被称为布赖斯报告。该报告由英国国王政府编写，主编是詹姆斯·布赖斯勋爵，他恰好是前英国驻美大使，也是伍德罗·威尔逊的私人朋友。该报告是一个骗局，基于1200份由没有资格宣誓的检查员收集的证词。委员会并没有与任何目击者直接交谈，而只是负责筛选这些材料并决定最终报告中应包含哪些内容。
毫无疑问，德国在比利时犯下的真实暴行——例如焚烧卢汶、登和迪南等——被那些耸人听闻且完全无法核实的关于“将婴儿插在刺刀上的故事”和其他恶行所掩盖。该报告最后得出结论，称德国人系统性地、有预谋地违反了战争规则和战时行为规范。该报告于1915年5月12日发布，就在卢西塔尼亚号沉没事件后五天。在这两件事件之间，1915年5月9日，威尔逊所称为他的“第二人格”和“独立自我”的霍斯上校写了一封电报，威尔逊总统照例读给内阁听，且这封电报被全国各大报纸转载。
美国到了决定命运的时刻，必须决定是站在文明还是野蛮战争的一方。我们不能再继续作为中立的旁观者。我们在这场危机中的行动将决定我们在和平谈判中的角色以及我们在达成和约时能有多大的影响力。为了人类的长远福祉，我们正在接受考验，我们在各国之间的位置也被人类评估。
但尽管进行了全面的宣传攻击，美国公众仍然大多反对参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那些曾将威尔逊推上白宫的华尔街金融家们主导了1916年的总统选举。全国都知道，这场选举将决定美国是否继续保持战争中的中立，或者决定派遣军队参与欧洲战斗。这是历史上第一次，银行家们不留任何余地。威尔逊会在所有事务中追随霍斯的领导，包括战争问题，他仍然是他们首选的候选人。
但他的对手查尔斯·埃文·休斯同样也是华尔街的人物。休斯的根基在于华尔街律师，他的律师事务所曾为摩根大通公司代表纽约、西切斯特和波士顿铁路公司。而他所领导的浸信会圣经班有许多富有且有影响力的成员，包括约翰·D·洛克菲勒的儿子。
和木讷、没有魅力的威尔逊相比，亲切的休斯是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但美国的中立性如此重要，“他让我们远离战争”实际上成为了那场竞选的核心口号，帮助威尔逊重返白宫。
当然，1916年的著名选举也随之而来。
威尔逊并不受欢迎，实际上，他没有任何能够打动人心的公众形象。相反，他是个冷漠的人。他与几位在华尔街有权势的人有着可疑的关系，但他为选举做的宣传口号是“他让我们远离战争”。
他是一个人。投票支持威尔逊，他让我们远离战争，这是一个内在的承诺，表示他将继续让美国远离战争。而事实上，几个月之后，美国被自己的政府拖入了战争。
他让我们远离战争。但就像在1906年英国的大选中，英国公众压倒性地投票支持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的自由党及其和平平台，最终却被米尔纳派系在内阁中秘密达成协议，推动战争一样，1916年美国公众也在选举中被愚弄。事实上，在选举发生之前一年多的1915年秋天，威尔逊的幕后操控者爱德华·曼德尔·霍斯就开始与英国外交大臣米尔纳派系的爱德华·格雷进行秘密谈判。这次谈判长时间对公众隐瞒，但在1928年霍斯的档案公开后，揭示了格雷和霍斯为了将美国拖入战争而做出的种种努力，站在盟国一边，反对德国。1915年10月17日，霍斯草拟了一封信给格雷，并称其为“我写过的最重要的信件之一”。
在发送之前，他将其分成了两条独立的编码信息，以确保如果它被拦截，也不会被解读出来。在其中，他制定了一个计划，旨在以和平会议为幌子，将美国引入与德国的战争。
亲爱的爱德华爵士，我认为如果战争继续下去，无法通过盟国和美国的帮助实现和平，那将是世界范围的灾难。根据你我多次讨论的内容，我认为，在与你的政府磋商之后，我应该前往柏林，并告诉他们，美国总统打算介入并停止这场破坏性战争。前提是，若美国的支持能使接受我们提议的一方实现这一目标。 我当然不会让柏林知道与盟国的任何理解，而是会让他们认为我们的提议会被盟国拒绝。这可能会促使柏林接受提议，但即使他们不接受，目标依然是介入。
或许意识到提议的严重性，后来当伍德罗·威尔逊——这位后来的“保持美国不卷入战争”的当选总统——对豪斯的承诺添加了一个“可能”一词，表示美国会加入战争。这个计划的谈判一直持续到1915年秋季和1916年冬季。最终，英国政府对这一提议感到犹豫，因为他们担心德国可能会接受和平。即使是通过美国斡旋的解除武装的和平，也不够。英国希望彻底击败德国，只有完全的失败才会让他们满足。
因此，必须制造出另一种借口，将美国拖入战争。
何时呢？1915年5月7日，豪斯向格雷和乔治国王保证，鲁西塔尼亚号的沉没将激起美国的愤怒浪潮。他说的确会引发我们参战，他的预测是对的。然而，最终还是海军问题成为了美国参战的借口。历史书中通常按惯例淡化盟军挑衅的行为，专注于德国的反应，强调德国实施无限制潜艇战，导致鲁西塔尼亚号被击沉。这一做法要求德国潜艇在海上见船就击，违反了当时国际海上规则，被广泛视为野蛮行为。
然而，这一政策并不是出于凯萨的疯狂嗜血，而是英国自己实施的海上封锁政策所逼迫的。
战争爆发后，英国利用其海军优势开始对德国进行封锁。这场行动被描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最庞大、最复杂的战役之一，涉及将整个北海宣布为战区。作为一种“远程封锁”，这种做法违反了1856年巴黎公约，因为它是一种不加区分的封锁。将基本的物资，如棉花，甚至食物本身列为禁运物资，违反了1909年伦敦公约。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尝试通过饥饿迫使一个国家屈服，堪称反人类罪行。
最终，德国人民被迫忍受着每天1000卡路里的饥饿饮食。结核病、佝偻病、水肿等疾病开始侵袭那些在战争结束前没有死于饥饿的德国人。柏林国家健康办公室估算出763,000人死于封锁。令人痛心的是，这场封锁直到战后都没有结束。实际上，德国的波罗的海沿岸被纳入封锁后，饥饿持续并在1919年进一步加剧。
面对奥地利大使对英国封锁非法性的抗议，豪斯——现为美国事实上的总统——只观察到：“他忘记提到，英格兰没有以令人反感的方式行使其权力，因为它由一个民主国家控制。”这种双重标准并非个例，而是美国东海岸建立中那些急于让美国加入欧洲战场的人的常态。如历史学家兼作家拉尔夫·雷科在1983年讲座中所解释的那样，正是这些双重标准直接导致了美国的参战。
威尔逊政府的立场最终导致战争爆发。德国政府将被严格追究对任何在公海上死亡的美国人的责任，无论情况如何，德国人说：“好吧，我们来看看能不能接受这个。”只要你愿意向英国施加压力，要求他们修改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即他们将棉花列为禁运物资，这是前所未有的。英国，如你所知，会将经过荷兰鹿特丹的商船扣留，因为他们声称所有驶向鹿特丹的物资都会流入德国。
因此，美国的立场越来越僵化。当所有的来回、备忘录、协议和原则被逐一审视之后，美国最终还是以“保护美国公民在武装商船上无论如何不得被德国攻击”为理由宣战。
1917年，美国海军开始恢复无限制潜艇战，几乎如预期般地，美国商船被击沉，包括3月下旬的四艘船只。1917年4月2日，伍德罗·威尔逊发表了历史性演讲，呼吁国会向德国宣战，并首次派遣美国军队参战。
时隔一百多年，这场演讲仍然引人深思，话语中充满了在战后总统、首相们用来为各国发动战争辩解的言辞。这些话语里，包含了我们今天依然听到的那些关于崇高理想和高尚事业的语言，它们总伴随着最血腥、最卑劣的战争。演讲中有这样的话：
“我以对这一决定所承担的责任和这一行动的严重性质的深切理解，毫不犹豫地履行我的宪法义务，建议国会宣布帝国德国政府最近的行为，实际上就是对美国政府和人民的战争。”
“世界必须为民主而安全。它的和平必须建立在政治自由的坚实基础上。我们没有私利可图，我们不谋求征服，不谋求支配，不要求从我们所做的牺牲中得到任何物质补偿。我们只是作为人类权利的一个捍卫者。我们将感到满足，直到这些权利在民族的信念和自由的基础上得到保障。”
四天后，1917年4月6日，美国国会正式对德国宣战。
在白宫，威尔逊总统与顾问们协商后，签署了对德国宣战的公告。全国到处都是欢呼和挥舞的旗帜。或许从今天的视角来看，这场战争的到来令人不禁微笑，尤其是当时将美国的参战称为一场“伟大的冒险”。
再也没有其他战争能像这场战争一样让美国人如此高兴。这一代年轻人仍未受到自我分析和虚伪科学的影响，仍然有着对战争的理想化理解。
第三部分 新世界秩序
1916年2月21日。
在西线经过一周的雨、风和浓雾之后，天气终于放晴，空气中一时安静，位于维尔登北部的山丘上一片寂静。
这一寂静在早上7点15分被打破，德国军队发动了一场炮火轰炸，宣告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战斗的开始。
数千颗炮弹朝各个方向飞去，有的呼啸而过，有的咆哮着，有的低声哀鸣，所有炮弹在空中交织成一片地狱般的轰鸣声。时不时，一颗空中鱼雷飞过，发出如同巨型汽车发动机的巨响。一个巨大炮弹就在我们的观察所旁边爆炸，打断了电话线，切断了与炮兵的所有通信。一个士兵立即爬出来修复电话线，趴着前行。在这片爆炸的雷区中，他似乎无法躲避那场比想象中还要猛烈的炮火。
这场炮击前所未有，简直无法想象。他在爆炸中不断躲避，有时藏在炮弹坑里，最终他找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修好电话线。由于返回会太过危险，他选择在一个大炮坑里等候，直到炮火过后再返回。山谷里，成群的黑影在雪地上移动。是德国步兵整齐地沿着进攻的山谷推进。
他们像一条铺开的巨大灰色地毯，席卷过整个国家。我们通过电话通知炮兵开始还击，战斗开始了。远处，山谷和山坡上，情景如同地狱，步兵阵列拉开，接着新一波的兵力涌进。就在这时，头顶传来一声口哨。
是我们的第一颗炮弹，直接击中敌方步兵。我们通过电话告诉炮兵打中了敌人，随即一阵猛烈的炮火倾泻而下，敌方阵地变得岌岌可危。通过望远镜我们可以看到士兵们疯狂挣扎、浑身泥土和鲜血，跌倒在一起。
当第一波进攻被摧毁后，地面上满是尸体，然而第二波攻击者已经紧随其后。
这位匿名法国军官的描述，讲述了维尔登战役开幕时的一次炮击，他作为一名法军通信官员，冒着生命危险修复电话线，确保炮兵能反击德国步兵，为后续的反击提供支持。这种人性化的视角让我们能看到一场超越人类理解的冲突中的英雄气概。仅仅是这场炮击开场时，便动用了1400门不同口径的火炮，在法国东北维尔登附近的10公里战线上投下了250万颗炮弹。在接下来的五天里，几乎不断的炮火将原本宁静的乡村变成了一个充满炮坑、爆炸和毁坏村庄的末日噩梦。直到战斗结束，十个月后，百万人的伤亡如阴云般笼罩着这片土地。这是一个个像法国通信官员这样的普通士兵的英勇故事。而维尔登战役并非唯一让人痛苦的例证，类似的惨烈战争在索姆河战役、加利波利战役、维米岭战役和加利西亚战役等战场上也同样上演。
一次又一次，指挥官将士兵送进屠宰场，而尸体一具具被丢弃在战场上。那么，这样的血腥屠杀究竟是如何发生的？为了什么？第一次世界大战究竟意味着什么？
最简单的解释是，20世纪军队的机械化改变了战争的逻辑。
在这种历史观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怖正是由战争所用技术的逻辑所驱动。它是以超过100公里外的围城炮火轰炸敌人，是由巴耶尔公司和他们位于勒费尔库森的化学战争学校研发的毒气，是坦克、飞机、机枪及其他一切机械化的毁灭工具所主导的战争逻辑，这些工具使得大规模屠杀成为战争的平常事实。但这只是部分答案。
除了技术，战争中还有更多因素在发挥作用，而军事策略和百万级的伤亡战斗并不是唯一改变世界的方式。正如维尔登的炮火，第一次世界大战彻底撕裂了旧世界的一切价值观，留下了一个能被塑造为新世界秩序的废墟。
对于那些自认为能够重塑社会秩序的人来说，战争及其附带的恐怖，是摧毁旧有传统和信仰的最快捷方式。早在塞西尔·罗兹及其最初的同谋者们眼中，这一目标便已显现。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塞西尔·罗兹的社团创立不到十年，便经历了从南非战争到引发世界大战的多次修订和再修订。而这些人之所以参与其中，是因为他们也能从这场毁灭与血腥中获得利益。
这背后的逻辑可以从最直白的层面来理解——利润。
战争是一种暴利的生意，一直如此。它可能是历史上最古老、最容易获得利润、也是最残酷的生意。它是全球化的，唯一一个利益和生命的代价是如此不对等的行当。
暴利的本质，就是它不是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大多数人并不清楚它的真相，只有少数内部的人知道它的本质。它是为极少数人的利益而进行的，代价是多数人的生命。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少数人从中获得了巨额财富。至少有21,000位新晋的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出现在美国，仅税务申报中就记录了这些巨额的利润。还有多少战争富翁伪造了自己的税单，我们不得而知。而这些百万富翁中，又有多少人曾肩负过步枪？有多少人亲身经历过挖掘战壕的艰难，或者感受过在老鼠横行的掩体中饥饿的滋味？又有多少人度过了在炮弹、弹片和机枪射击的恐怖之夜？有多少人亲手埋葬过死去的战友，甚至为他们捅下致命的军刺，经历过亲自受伤、亲眼见到战友倒下的残酷？
作为美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海军陆战队员，斯梅德利·巴特勒深知战争的实质。他亲眼见证了成千上万战争富翁的诞生，正是这些富翁在战场上用同胞的鲜血换取了自己的利益。巴特勒的名言“战争是一场暴利的生意”自他提出以来，一直在公众心中回响。
这段文字详细描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影响，尤其关注了金融精英和战争如何推动全球控制和新秩序的建立。下面是翻译：
我认为有趣的一个视角是银行家的观点。美国在这场战争中的财政参与如此深远，巨额资金几乎只能在英国和法国获胜的前提下得到偿还。如果他们输了，美国金融、股市、大型工业巨头的损失将是灾难性的。美国并非普通公民参与，而是金融界的精英。可以说，他们把整个战争当作赌场，把所有资金都押在一个赌注上，而这个赌注必须对他们有利。因此，这一切都在进行。
我个人觉得，美国民众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如何被卡内基、摩根、洛克菲勒这些大银行家们所愚弄的。那些从战争中获得财富的百万富翁，才是最大赢家，而不是那些失去儿子、孙子，或被战争摧残的一般人。
美国正式参战后，华尔街银行家的好日子变得更好。强势金融家伯纳德·巴鲁克亲自将伍德罗·威尔逊带进纽约民主党总部，就像牵着一只狗一样，向他传达指令。在1912年大选中，他被任命为新成立的战争工业委员会主席，在战争热潮高涨时，巴鲁克与其他华尔街金融家和工业家在委员会内拥有前所未有的对美国经济的制造与生产的控制权，包括设置配额、固定价格、标准化产品。正如后来的国会调查所显示的那样，这些委员会成员还通过虚报成本，隐瞒了他们从战争死亡的士兵身上提取的巨额财富，而这些费用是由政府资金支付的，年支出高达100亿美元。委员会在美国经济中培养了许多新百万富翁，而像著名的布什家族成员塞缪尔·普雷斯科特·布什也曾在战争工业委员会任职。巴鲁克本人据说通过担任该委员会主席的职位赚取了2亿美元。
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几年前是无法想象的。国家战争劳动委员会成立以调解劳资纠纷，《食品与燃料控制法》通过，赋予政府控制食品和燃料的分配与销售的权力。1916年的《陆军拨款法》设立了国家防御委员会，由巴鲁克和其他著名金融家、工业家组成，监督私营部门与政府之间的协调，包括运输、工业和农业生产、战争资金支持及民众士气。
巴鲁克在他晚年的回忆录中公开得意洋洋地写道：
“这段经历对商业与政府的思维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战争工业委员会展示了工业合作的有效性和政府规划与指导的优势。我们帮助埋葬了长期以来塑造美国经济和政治思想的极端自由放任主义。我们的经验表明，政府对经济的指导不仅可以高效而且可以不失民主，并且在危险时期，这种指导是必不可少的。”
但战争并非仅仅是为了让有权有势的银行家们敛财。更根本的是，这是改变一代年轻人乃至整个社会意识的机会。对于在进步时代崛起的社会工程师阶层而言，战争不是可怕的死亡损失，也不是机械化战争的野蛮，而是改变人们对政府、经济和社会责任的看法的契机。
例如，约翰·杜威曾写道战争的社会可能性：
“在每一个交战国家，都会有这样的需求，在重大国家压力下，生产应从利润导向转向为使用而生产。法律拥有和个人财产权必须服从社会需求。私有财产绝对性这一旧观念，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无法恢复的打击。”
所有交战国都采取了相同的方式。通过最大化对经济、制造业、基础设施，甚至是国民思想的控制。
德国实施了“战争社会主义”（Kriegsozialismus），这使整个德国社会，包括其经济、报纸，甚至通过征兵控制其人民，完全置于军队的严密控制之下。在俄罗斯，布尔什维克利用这一德国战争社会主义模式，组织了新兴的苏维埃联邦。在加拿大，政府迅速国有化铁路，禁止酒类，并实行新闻审查，征兵，并最终引入了个人所得税，这个临时战争措施至今仍然存在。英国政府很快意识到，仅仅控制经济是不够的。
战争带来的不仅是经济控制，还有信息的控制。在战争爆发时，英国设立了战争宣传局（War Propaganda Bureau）。该局最初的目的是说服美国参战，但很快其任务扩大到塑造和引导公众舆论，支持战争努力以及支持政府本身。在1914年9月2日，战争宣传局的负责人邀请了25位英国最有影响力的作家参加一个机密会议。在会议上，包括G·K·切斯特顿、福特、马多克斯·福特、托马斯·哈代、鲁迪亚德·吉卜林、阿瑟·柯南·道尔、阿诺德·贝内特和H·G·威尔斯等作家达成协议，撰写宣传材料以支持政府在战争中的立场，政府通过商业印刷公司（包括牛津大学出版社）将这些看似独立的作品发布出来。
根据该协议，阿瑟·柯南·道尔写了《两臂》，约翰·梅斯菲尔德写了《加利波利与老战线》，玛丽·汉弗雷·沃德写了《英格兰的努力》，鲁迪亚德·吉卜林写了《新军训练》，G·K·切斯特顿写了《柏林的野蛮》。战争期间，宣传局共发布了1160多本宣传小册子。希莱尔·巴洛克（Hilaire Belloc）事后为自己为政府服务的行为辩解道：
“有时候，为了国家的利益，必须进行极其可耻的谎言。”
但是，宣传局的努力并不仅限于文学领域。电影、视觉艺术、征兵海报等各种手段都被用来影响公众的心灵。到1918年，政府的宣传工作已经在英国信息部长贝弗布鲁克的领导下，成为世界上最精细的宣传机器。
经济控制、人口控制、领土控制、信息控制。
第一次世界大战为那些想要将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巨大机遇。这一愿景是所有参与战争阴谋的人们的共同目标，超越了塞西尔·罗德斯及其秘密社团。这是一个寻求全球控制的更广泛的愿景。对于那些试图统治社会的人而言，世界大战只是他们尝试建立新世界秩序的第一次尝试。
世界大战让这些全球主义者、英格兰优先主义者以及希望通过一个讲英语的联盟来统治全球的人们获得了一个军事化美国思想的机会。
他和他的家族是塞西尔·罗德斯（Cecil Rhodes）早期的金融家和支持者，也是他遗嘱的推动者。在美国重新回归大英帝国的问题上，有一篇1902年的报纸文章提到，罗斯柴尔德勋爵认为美国重新回到大英帝国将是件好事。罗斯柴尔德勋爵也是巴尔福宣言的收信人。所以在1917年，英国政府从阿瑟·巴尔福（Arthur Balfour）向罗斯柴尔德勋爵发出了协议信函，罗斯柴尔德勋爵和阿瑟·巴尔福是熟识的，他们有着长期的合作历史，而巴尔福本身也是一位法比安社会党成员。巴尔福代表英国政府宣称，英国将把那些原本并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交给犹太人。问题是，英国之前已经承诺将这些土地给阿拉伯人。
因此，巴尔福宣言与英国之前对其他国家的外交承诺发生了冲突。巴尔福宣言的另一个有趣之处是，它刚刚迎来了100周年纪念。在去年，有一个网站展示了巴尔福宣言的完整历史，可以看到罗斯柴尔德勋爵的原始文件，这些文件曾送交给米尔纳勋爵修改，然后由阿瑟·巴尔福正式签署并通过英国王室发出。这段历史很有意思。
但是，还有一些采访中，现任罗斯柴尔德勋爵雅各布·罗斯柴尔德（Lord Jacob Rothschild）评论了他祖先的历史，尤其是他们如何在1947-48年通过巴尔福宣言建立犹太国家。因此，这背后有很多值得深入研究的历史。然而，大多数人对这个文件并不知情，更不了解它背后非常有趣的历史，甚至不明白它在更大的故事中的真正意义。
在塞西尔·罗德斯发起的秘密社团已经运作了二十多年后，阿尔弗雷德·米尔纳（Alfred Milner）和沃尔特·罗斯柴尔德（Walter Rothschild）仍在继续进行他们的计划，利用他们促成的这场所谓的大战，推动自己的地缘政治议程。然而，直到1918年11月的停战协议签署时，这些阴谋者的圈子已经大大扩展，他们的议程的规模也随之扩大。这不再是一个小小的朋友圈，而是一个松散联系的网络，涵盖了跨越海洋的各种利益，这些人团结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下：创建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米尔纳、罗斯柴尔德、格雷·威尔逊、豪斯、摩根、巴鲁赫等人，每个人都在这个故事中扮演了自己的角色。有些人是知情的共谋者，有些人则仅仅是想在战争中最大限度地利用战争带来的机会，以实现自己的政治和经济目标。
但如果这些第一次世界大战背后的阴谋者有一个共同的愿景，那就是他们想要按照自己的方式重塑这个世界，这种欲望贯穿了历史。
只是再告诉我们一次，为什么你在教科书里找不到这些呢？这是为了实现我所怀疑的一个计划——一个被控制的世界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你和我都将无法享有自由去信仰、思考和做我们想做的事情。而战争，正是一个巨大的变革工具。
我们知道，战争是巨大的变革工具，特别是对于那些在战争中失败的人而言。如果每个人都失败，或者如果除我们之外的所有人都失败，那我们就会处于一种重新构建世界的地位。
总的来说，战争中大约有1000万到1200万人死于非命。
人们经历了战斗的种种，连后方的人也开始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这一切让他们感到迷茫，震惊。
你知道吗？几乎可以说，欧洲几代人民仿佛是被他们的牧羊人，像一群羊一样培养的？对吧？通过工业化，通过自由主义思想和制度的传播，通过婴儿死亡率的下降，生活水平的提高，欧洲的人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庞大。现在，是时候把其中的一部分“羊”牺牲掉，以实现那些掌控世界的人。
对于这些掌控者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个新世界秩序的“诞生阵痛”，而这些新世界秩序的“接生婆”则在朝巴黎的方向赶去，准备参与这一怪物的“分娩”。
这是“开始的结束”吗？
1918年11月11日，世界各地的人们在庆祝、在街头跳舞、喝香槟，欢庆停战的到来，意味着战争的结束。但在前线，却没有庆祝的景象。许多士兵认为停战只是一个暂时的措施，战争很快就会恢复。随着夜幕降临，那种超自然般的安静开始深入他们的灵魂。
这些士兵围坐在篝火旁，这是他们在战场上第一次享受篝火。他们努力让自己相信，敌人不会在下一个山头上架起炮火，不会有德国轰炸机接近把他们炸得粉碎。他们低声交谈，内心充满紧张，因为他们刚刚度过了几个月的巨大压力，每天都在死神的威胁下生活，习惯了每天为战争和敌人做准备。突然之间，一切都戛然而止，带来的不仅是身体上的痛苦，还有精神上的创伤。
一些士兵崩溃了，一些性格较为坚韧的人开始希望他们有一天能够回到家人的怀抱。另一些士兵思考着战友们墓地上的简单十字架，还有一些人陷入了疲惫的沉睡。所有人都被突然来临的和平的意义所困惑。那时，他们根本无法想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美国第一师的托马斯·R·高温洛克上校说：
“那些部队根本不知道他们是多么的对了。当全世界的公众因四年最血腥的屠杀而庆祝和平的爆发时，那些将这个噩梦引发的阴谋者已经汇聚在巴黎，为他们阴谋的下一步做准备。在那里，背着秘密，他们将开始重新划分世界，以适应他们的利益，铺设新国际秩序的基础，为未来更加残酷的冲突做准备，并将这些饱受战争摧残的士兵对未来的最糟糕预期变为现实，而这一切都以和平的名义进行。”
法国将军费迪南德·福煦曾在凡尔赛条约后著名地说道：“这不是和平，这是20年的停战。”
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那样，他的预言是完全准确的。
1918年11月11日的停战或许标志着战争的结束，但它并不是故事的终结，它甚至不是“结束的开始”，它最多是“开始的结束”。